雷颐:历史不是抽象的公式_福建画报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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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颐:历史不是抽象的公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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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/05/12 11:10:27 来源:网络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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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名学者,他要把有血有肉的故事说给大众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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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17日,雷颐接受本刊专访。(本刊记者 傅聪 摄)

人物简介:雷颐,著名历史学者,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,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。著有《取静集》《历史的裂缝》《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》《走向革命:细说晚清七十年》《孤寂百年》等。

“人们习惯将一个地方缺乏权威、秩序严重混乱,称之为‘无政府状态’,其实,造成这种秩序严重混乱的原因,并不在于‘无政府’,而在于‘无社会’。”

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在他的随笔《最怕“无社会”》中这样写道。他现在已近花甲之年,交谈之中,那一辈知识分子的特点显露无遗:“换了以前,你来采访我,先得由你们杂志社联系我们研究所,所里认为我这个人没问题,才可以接受采访。我也不能给你们自由投稿,写完一篇文章,得经过党委、人事处层层盖章才行。”

在他看来,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值得肯定的成果之一,就是慢慢脱去“单位”“政治”的束缚,“民间社会”“市民社会”得以恢复和发展,“现在的各种讲座、读书会很多,不仅是新华书店,各家独立书店都可以组织,以前几个文学爱好者私下搞个交流会,都是不允许的。”

在公众媒体平台上,他观点鲜明、语言辛辣,写起杂文随笔颇有些横眉冷对的感觉。但面对面时,他待人亲切而客气。他不遮掩,不矫饰,喜欢讲故事,不爱谈概念。那些久远的历史人物,在他的讲述之下,个个鲜活立体起来。

探究知识分子的心灵史

最近,雷颐出版了新著《孤寂百年: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》,这本书描绘了容闳、梁启超、胡适、丁文江、傅斯年、闻一多等12位知识分子的命运,通过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个人选择,串联出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百年历史。通过知识分子们对家国前途的探索,展现他们复杂而微妙的心灵史。

《环球人物》:书中写的第一位知识分子是容闳,为什么您称他为“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人”?

雷颐: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,在一个崇尚科举的国度推动留学,被称为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。他提出了很多观点,包括“科教兴国”。他在美国看到了现代学校、现代工厂、现代银行、信贷金融体制,主张把这些先进的制度引入中国。他的经历很丰富,太平天国、洋务运动、戊戌维新、辛亥革命,他都参加了。他加入这些政治集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,自身却并不依附于这些力量。

比如洋务运动中,他一手创建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,后来发现这个官营体制中有很多问题,尤其是腐败问题严重,就改投了维新派。如果他坚持走下去,就能成为核心要员,有很多既得利益。但为了实现理想,他宁可放弃。在他身上,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立性和超越性。

《环球人物》:但您也强调容闳只是偶然,直到维新时期才产生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。

雷颐:洋务派领导人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人,属于传统的士大夫,又有一些新思想,我觉得他们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人物。到了梁启超、严复、谭嗣同这一代知识分子,开始质疑中国传统的国家观——把国作为“家”的放大,在伦理上把人束缚住。他们提出国家是由人民大众通过契约产生的,人民拥有权力。梁启超还批判儒家,因为儒家思想泯灭个人,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服从的奴隶,所以要改造国民性。

《环球人物》:所以五四知识分子继承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潮?

雷颐:对。我们谈论五四运动,主要谈的是它的纲领,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。这个纲领实际上脱胎于1912年宋教仁提出的一个口号。宋教仁和梁启超一样,认为中国有几千年的皇权专制,突然一下子共和,皇权专制下的子民成为共和国公民,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怎么办?他提出要“以人道主义去皇权专制之毒,以科学精神去迷信之毒”,这实际上和五四的口号很像了。所以我认为,五四时候提出的观点,没有一个是超出了那个时代的,只是把原先在文人圈里传播的思想,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思潮。

《环球人物》:新书为什么叫《孤寂百年》?书中12位主人公有什么共同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