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志勇:边地岁月_福建画报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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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志勇:边地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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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/05/21 11:10:27 来源:网络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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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有际,思无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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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年,关于代际的讨论有很多,其中也不乏质疑的观点。但代际之所以一再值得被讨论,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同代人所处的时代相同、经验相似,使得某些感受、思想,有着共通之处。本期“作家立场”的“七零后:经验与时代”小辑,邀请了刘大先、房伟、赵志勇三位生于1970年代的学者,回顾自己的少年经历,我们能从这些鲜活甚至不乏残酷的经验中,看到时代的某种真相,他们由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,见证了社会的巨大变革。

赵志勇:边地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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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志勇:边地岁月

阿瓦村寨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边地岁月:我的1980年代

赵志勇

1960年代初,大学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,这是1950年代中苏蜜月期苏联援建的大型重工企业之一。几年后,十七岁的母亲参加四清教育,来到中缅边境阿佤山。直到1950年代初解放,这里的人民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。母亲和年轻的伙伴们,成了佤山有史以来第一批现代教育工作者。

又过了若干年,彼此天南地北的两个人在伯父撮合下结成夫妻。和那个年代很多夫妻一样,他们婚后仍天各一方,在各自岗位工作。寒暑假期,父亲回云南探亲,家人才能团聚。1983年,分居十五年的父母才一起调回家乡大理,那一年我九岁了。父母分居两地的日子,我和哥哥时而跟着母亲,时而跟着父亲,辗转往返于父母各自的工作地点。我人生最初的岁月,是在阿佤山寨度过的。

谁是“野佧”?

早年边地生活经历在我脑海中只留下飘渺的印象。似乎依稀还记得澜沧江河谷那雄浑壮丽的落日,佤族姑娘舂苞谷时唱的苍凉调子。倒是母亲常常提起,我们兄妹三人小时候都说一口流利的佤语。每到父亲来探亲的时候,我们总要为他充当翻译,好让他能跟寨子里来串门的乡亲父老们叙叙家常。偶尔说起这些,母亲便会小小地感叹:那时候你们佤话说得多漂亮,现在竟然完全都不记得了!母亲发这感叹的时候,不知道是否有点遗憾。十七岁那年进佤山,在民委办的培训班里学会了佤语、傣语和拉祜语之后,她成了毛主席派到寨子里的人民教师。直到将近二十年之后,寨子里的乡亲们扶老携幼地送别几里地,才把她依依不舍地送出了佤山。当年给佤山的大人孩子们教书时用的那些语言,后来是再也没有机会用了。但偶尔做针线活儿时嘴里哼出的一个佤山调子,让我知道那段岁月统统都还在她心里。

有一种说法,说一个人真正的故乡其实是他出生的地方;而他真正的母语则是他在诞生之地所习得的语言。倘若真是如此的话,那么我远离自己真正的故乡,遗忘自己真正的母语已经很久很久了。四岁半的时候,父亲从兰州调回了昆明,而我和哥哥则被母亲送出了佤山,进入陌生的城市,准备接受学校教育。听大人说,初到昆明的那段日子,我们兄弟俩仍时不时用佤语交流。土里土气的打扮举止,加上一口古怪难解的语言,让我们兄弟俩成为幼儿园其他小朋友眼里的怪物。没过多久,我们得到了“野佧”这一称谓。所谓“野佧”,是云南某些生活于城镇中的汉人对佤山等边地落后少数民族的蔑称。这个称呼大概让父亲很困扰,他开始动用强力来纠正我们的语言习惯,禁止我们说佤语。果然,一两年之后,我们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昆明方言,也迅速地遗忘了佤语以及它所携带的一段生活记忆。

“野佧”曾带给我极其不愉快的回忆。不知为什么,有一次这个词竟然也从我的嘴里冒出来,结果造成一场灾难。在昆明生活了四五年之后,由于父母谋求新的工作调动,我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。此时母亲已经离开山寨,在边境县城附近乡里的一所小学教书。有一天下午,我在乡公所前的土场上玩耍,附近一所平房里出来一个男孩成了我的玩伴。隔了一会儿,他的姐姐,一个看起来比我大一两岁的女孩走了出来,开始跟我们聊天。姐弟俩肤色白皙举止文雅,看得出来,他们也是外地来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。我不知何故,很愚蠢地问了一句:“你们也不是野佧,对吧。”此言一出,姑娘脸色大变,拉起弟弟的手就往屋里走,回头瞪我一眼狠狠地说:“我们不跟这种没有家教的人玩。”然后把门重重地关上了。